在文工会的公开身份是上校秘书

　　1939年8月，他被重庆考选委员会派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“防奸防谍”训练班受训。1940年，受军统组织派遣，荆有麟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，以“左翼”作家面貌为掩护，打入了郭沫若在重庆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，受命监视郭沫若，在文工会的公开身份是上校秘书。后来，他打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，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，秘密调查“左翼”文化名人的言行，专门刺探文化界的情报。在当时特殊的工作环境中，荆有麟深得中统、军统的重视。平时荆有麟将在文化界的所见所闻，收集上报特务机关。每个星期天，特务机关派专人到荆有麟家取情报，每月发给他数十元的津贴。荆有麟的老朋友中共办事处的何成湘、《新华日报》办事处的鲁明，都成为他收取情报的对象。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知名人士及进步人士，如沈钧儒、章伯钧、邹韬奋、茅盾、老舍、田汉、洪深、史良、翦伯赞、侯外庐、冯玉祥、邓初民、马寅初、陈铭枢、欧阳予倩、曹靖华等，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、徐冰、陈家康、廖梦醒、廖沫沙、欧阳凡海、胡绳、戈宝权等等，均在他的监视范围内。他长期跟随在郭沫若左右，白天监视郭沫若，晚上到特务机关去写汇报。

　　荆有麟有“左翼”作家的身份，是中苏文化协会理事、文艺协会驻京（南京）成员之一，因此能渗透到文化界各个领域，常与文化名人接触。他平时还从事文学创作，曾写过一本名为《国共之间》的书稿，其主题是宣传国共一致抗日，颇符合民意。他考虑到此书出版后政治影响比较大，想征求周恩来的意见。1942年10月，重庆市文艺协会邀请各界人士联欢，荆有麟也随郭沫若被邀请。晚上8时，神采奕奕的周恩来来到现场，顿时全场沸腾。荆有麟抽空找到周恩来，把写此书的目的及出版的难处诉说了一通。周恩来当即表扬了荆有麟，表示可以看一看，要荆有麟把书稿交给中共驻渝代表，也就是1949年负责接待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副市长徐冰（当时周恩来不知道荆是特务）。不久，因为荆有麟写的小说《间谍夫人》有颓废色彩，受到左翼文化界的批评，他才未敢将《国共之间》的书稿送到徐冰处。

　　有一次，周恩来在重庆借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，一连数天邀请重庆各界进步人士，征询对国共合作的意见。荆有麟将此情况报告了特务机关。蒋介石得知后，一怒之下将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了，使得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，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统战工作的阵地。

　　抗战后期，荆有麟更神气了。他同时向中统重庆区三科和军统送情报，领取双份薪水，加上津贴与奖金，生活阔绰得让一般穷作家望尘莫及。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，该会城乡两处的房屋被收回，工作人员被解散，荆有麟的情报工作中断，中统将他的津贴取消，只以一个干事的名义发给补助，并要求其另谋公开职业。荆有麟再三考虑，决定搞投机情报，即根据报纸上的通讯稿件和平时了解到的消息，编成情报送给重庆特检处第二科情报科，并编造假情报。他凭空捏造了一年多的情报，未被特务机关发觉。

　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，荆有麟因为屡建“奇功”，一下子从上尉晋升为少将，这在军统内部是绝无仅有的一例。戴笠甚至夸奖他为“军统灵魂人物”。

　　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之初，荆有麟利用自己的中苏友协理事和治安维持会机要秘书身份，来往于苏联大使馆和军管会之间。他还安排众多部属打入南京市文工团，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，解放军三野69师文工团等部门。

　　“潜京一组”天天向台湾发出解放军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情报。为此，远在台湾的毛人凤对“潜京一组”的工作非常满意，特发奖金美钞1000元。

　　得知荆有麟就是“潜京一组”组长后，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处（1949年5月15日改为南京市公安局）立刻开始调查和寻找荆有麟。

　　同时，公安局侦察科的干警也注意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，经常与台湾联系，具体内容由于尚未掌握密码，还没有破译出来。但可以肯定与解放军进城后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情报有关。发报的手法相当熟练，是受过专业特务技术训练的，而且经常向国民党保密局呼叫。

　　经过测向发现，发报地点就在城南夫子庙一带，而荆有麟的蹦蹦戏剧团就在夫子庙秦淮河东岸的钞库街。

　　不久，侦讯处接到密报，有人反映在南京解放时，荆有麟担任过南京治安维持会的秘书。可是，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后，治安维持会随即宣告解散，他也随之无影无踪了。就在调查工作受阻之际，侦讯处通过启用逆用电台侦查到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，引起了时任南京市长的刘伯承的高度重视，他立刻指示市公安局全力以赴，“先捉大鱼”。市委副书记、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也批示：荆有麟在特务组织中很有影响，抓住荆有麟，对其他特务可以起到“敲山震虎”的作用。根据秘密自首人员提供的两个地址——钞库街40号和莫干路21号，上门侦查后也是查无此人。荆有麟已几次搬迁。